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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的国内发生了两件改变历史的大事，其一是在 7 月 1 日，香港顺利回归。其次便是在此之前的 3 月 14 日，重庆被重新划分为直辖市，这也是重庆历史上第三次成为直辖市。

从此之后，重庆的地位没有再变过，一直作为直辖市屹立于我国的西南腹地，也是我国四个直辖市中，除首都北京外，唯一一个不沿海的内陆城市。

重庆的特殊也不止于此，与其他三个直辖市相比较而来，重庆是它们三家面积总量之和两倍还多，人口更居四大直辖市首位。2021 年重庆 GDP 高达 2.79 万亿元，全国排名第五。

可在数十年前，重庆还是一个鲜有问津的山城雾都，它又是如何从四川省剥离出来的，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强大的呢？这还要从头说起。

川渝分家

1937 年之前，重庆虽然有些名气，但也只限于西南地区，作为四川省的一部分，它也并没有能够像省会成都一样，得到太多的经济资源。

更何况重庆是一个山城，地形的复杂也使得这座城市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被大家所看好。

直到 1937 年，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进行，国民党又在军事斗争方面节节败退。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抗日战争会是一场较为持久的斗争。

为了长期抗日，适应战局，国民政府于 1937 年 11 月 20 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正式一跃成为抗战时期的临时首都，而此时的重庆还在四川省的管辖之中。

随着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大批社会各界人员的涌入，山城重庆似乎是被唤醒了一般。

公路交通一条条被修建了起来，再加上宜昌大撤退，大批军工企业转移重庆，一夜之间，山城重庆似乎是要崛起了。

可既然重庆已然发展了起来，如果还只是作为四川省所管辖的一个普通地区，那么势必会限制它的发展，更有损国民政府的威严。

于是乎重庆很快被国民党政府再次破格提升为中央院辖市，即我们所谓的直辖市，并且逐渐扩大了重庆市的管理范围。

重庆在此时不止进入了全国人民的视线，更进入了全世界人民的视线。1940 年 9 月 6 日，随着中日战事的胶着，国民政府又再次发布政令，将重庆的定为中华民国的陪都。

这下，无论是经济实力上还是政治影响力上，重庆都排在了全国的前列。

即便是在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却依旧以法律的形式规定重庆作为中华民国的永久陪都。

同时在这一年，国共两党在这里进行了数十日的谈判，史称重庆谈判。

重庆在这些年见证了中国太多的风雨，为自身增添了不少历史的印记，可它的命运和使命还远不止于此。

变革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夕，重庆的政治地位早已淡化许多了。

然而在 1949 年 11 月 3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后，又将其划入西南大区管辖，并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是西南大区代管的中央直辖市。

一直到 1954 年，全国撤销各大区，这才取消了重庆直辖市的身份，并再次与四川省合并，降为副省级市。

虽然中央取消了重庆直辖市的身份，可却也没有遗忘重庆，并根据当时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扩大重庆的面积。

不仅将贵州的 17 个乡划给了重庆，还在远离重庆市区的地方，设立新的大区，这无不表明着重庆将会再次崛起。

中央之所以这么看重重庆，不单单是它厚重的历史底蕴，更是由于重庆地理位置的优越。

重庆位于长江上游，地处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资源富集区的要冲之地，有着承东启西，左传右递的枢纽作用。

如果重庆将来能够发展起来，势必能够带动周遭城市的经济发展。只是当时的四川省却也并非只有重庆一个潜力股，还有一个省会城市成都稳稳地压在它的头上。

而四川省的大多数资源和经济也都会被优先注入省会成都，重庆反而处处受制，这无疑是很难促进重庆的发展的。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四川省政府其实也是颇为头疼，资源是有限的，城市的发展又是必须的。

更何况，除重庆，成都以外，还有其他城市也需要发展。僧多肉少，便只能优先省会的发展。

再加上重庆山城地势的复杂与交通的不便，也使得许多想要来这里投资建厂的企业家望而生畏。

他们也反而更愿意把资金和技术注入到省会城市成都之中，毕竟，当时成都的政治地位要远胜于重庆。

此时的重庆，仿佛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在其他城市利用国内相对稳定的环境迎头发展之时，它却变得举步维艰，慢慢消失在大众的视线之中，逐渐沦落为二、三线城市。

可人生中的机遇总是会有的，也许它一时难以显现，但只要我们自身不断地努力奋进，命运总会垂怜我们的。有时只是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慢慢等待。

重庆果然在它命运坎坷的路上，碰到了更大的机遇——三峡水利工程。 以至于在当时甚至有坊间传闻重庆辖不辖，关键看三峡。

三峡水利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工程量最大，耗费时间最长的工程，同时也是整个世界上，目前为止最大的水电站。

由此可见三峡水利工程建设之复杂艰难，更何况其中会牵扯诸多问题。

而在三峡水利工程筹建的过程之中，最为紧要，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便是制定移民安置计划和做好安置移民试点工作。

可三峡水利工程所涉及的受淹地区和受淹百姓也不是一万两万，而是足有 113 万之巨。 虽然我们的国土面积在全球也排在前三之列，安置一百多万的群众居住仿佛不是什么难事。

可人口迁移所涉及的并不单单只是简单的人员流动，地区的选择，人员的安置，无论哪一个都是必须妥当解决的问题。

中国人仿佛天生就有一种对故土难以割舍的情怀，对于自己长期居住的地方，都有着莫大深厚的感情。

只凭一张调令，就要将上百万人从一片故土调离到一个陌生的地区，是很难的，如果处理得不好又极其容易引发民怨。

三峡水利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李鹏在向邓小平同志汇报有关三峡工程的工作内容时，提出或可以成立专门的三峡行政区。

依托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的建设，并同时做好受淹区的移民与经济开发。

李鹏同志的设想是涵盖了当时的重庆地区，因为重庆这些年虽然发展迟缓，可却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人才支持。

如果将重庆与四川分离出来，并入三峡之中。不仅可以解决当时四川的经济发展失衡问题，又可以借以带动未来三峡行政区的经济。

只是在后来事关三峡的看法上，中央的意见产生了不一。虽然在 1985 年成立了三峡筹备组，并将多处划分到了三峡的管辖范围，可是这个范围之中，却没有了重庆。

而是将四川和湖北的几个区域划分在一起，重新成立一个新的省份——三峡省，定省会于湖北宜昌。可在后来的调研之中，中央也发现了三峡的先天不足。

它的地域面积实在是太过狭小，仅只有八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更为稀少，位列全国第二十四位，未来的工农业产值也仅仅只能越过贵州和西藏。

而且新省会的成立，势必要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的省级机构，增加公务员编制，产生一系列不必要的费用支出。

更何况从种种数据上来看，设想中的三峡省无疑会是中国一个又小又穷的新省。既不能承担起一个省份应有的政治经济任务，更没有足够强大的城市可以辐射省份四周的其他城市。

又恰逢在 1985 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许多学者对三峡工程的建设也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

认为三峡工程的建设势必会造成水库的地质灾害和其他地区水质的恶化，这些反对意见使得三峡工程的前途未卜。

三峡省本就是为了三峡工程而服务的，若三峡工程都不能如期开展，三峡省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可是如果不设立三峡省，被淹区域的百万群众应该去哪里转移？哪里又能一下子承接 113 万的群众，并且不会带来太多的不利影响。

李鹏这时猛然想起自己在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关于三峡工程时，邓小平同志的一个大胆设想。

可以考虑把四川省分为两个省，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 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大胆设想，为以后重庆建立直辖市起到了绝无仅有的指导作用。

1985 年 11 月 9 日，李鹏同志在考察三峡工程之时，对陪同的四川省主要领导人，提议道：

为了发挥重庆作为长江上游中心城市的作用，为统一规划管理三峡移民，可考虑设立重庆直辖市，你们回去以后开始考虑研究。

返回四川后，四川省的主要领导人员通过研究调查，将重庆、万县、涪陵等几个地区的地理、资源、经济等情况做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并做出了有关重庆与四川分家的两套方案，呈报给了中央。

对于四川省呈交的两套方案，中央内部也陷入了激烈的讨论之中。如果将太多的县域划给重庆，那么重庆也很难发挥其作用，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牵引。

此外，如果重庆直管范围太大，会不会鞭长莫及，削弱上级领导？这都是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在经过中央数十日的研讨之下，最终还是确立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想法。

对于划分过去的县市先不改变大的体制，保持稳定，对于直辖阻力最大的地市一级，也可先保留地市，改制逐渐到位。

将重庆与四川分离出来，并建立直辖市的想法，四川省的主要领导人员大多也都是赞成的。

因为这样不仅可以避免之前四川省面积过于庞大，人员机构过于复杂的面貌，也可以更加地合理分配四川的整体资源，带动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而分割出去的重庆不仅不会再受到资源分配方面的牵制，还可以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得以发展，带动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开发，同时担负起三峡淹区群众的转移。

这对四川和重庆来说，无疑都是一场双赢的局面。113 万的淹区群众将转移到距离他们较近的重庆。 同时为了增强迁移的民众的归属感，中央又将三峡库区划分到重庆市的管辖之中。

新人口和新地区的注入势必会为重庆增添一股新的活力，重庆的人口也将猛数增长到 3042 万人，占地面积达到了 8.24 万平方公里。

要知道，同时期的四川人口仅有 8429 万人，占地面积也不过 48.6 万平方公里。于是在 1996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重庆建设为直辖市。

并在一系列的准备下，最终在 1997 年 3 月 14 日，第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 2400 多名人大代表投下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赞成票，审议最终通过了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

至此，重庆再一次地与四川省分离，第三次成为中央直属的地区。

势如破竹

重庆直辖市的建立决不单单只是为了三峡工程的安置问题，也是为了使得重庆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地理位置的优势，带动川东地区，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

再次成为直辖市的重庆，也果然没有让中央和地方失望，一下子便赶超了曾经力压它许久的四川省会成都，经济实力更是周遭城市难以匹敌的。

当许多地区还在面临用工难的问题之时，重庆却凭借自身人口的聚集和三峡迁移而来的百万人口，大幅度地降低了企业用工的问题。相对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为重庆的发展增添了不少动力。

而且成为直辖市的重庆，在政治地位上也有了更高的提升。作为全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唯一一个身居西南地区的直辖市。

许多企业慕名而来，力图能够早日在重庆生根发芽。如此一来，重庆不仅有了人口动力的支撑，更具备诸多企业的牵引，经济增长不断攀升。

重庆也在自身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同时，大力帮扶其他地区，带动了周遭地区的经济发展。

而四川省也极大地缓解了自己内部的人口压力，资源分配上也可以更好地把控了。这对四川和重庆来说，无疑是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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